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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皮锡瑞：《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十二次讲义》，干春松、陈壁生编：《经学与建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4、235页。

(二)新经学与新子学的互动 典范的转移还涉及到子学的创新性、经典性及其上升为经典的问题。[③]这应该是对国学的泛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界定。

成中英先生也指出经学有一个不断扩大、增加甚至取代、转移的过程，这是经学发展的必然现象。（荀悦《汉纪•前汉孝成皇帝纪》卷第二十五） 刘氏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自班固以下，即有争论，到了近代更遭遇一些学者的质疑，但诸子学说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不能绝对说诸子出于王官，但联系《庄子·天下篇》道术为天下裂的判断，诸子与西周王官之学是有一定源流关系当无可异议。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即是国学独立的研究对象，故说国学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不对的。[25]方勇：《新子学构想》，《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2日。[23]钱穆：《中国文化丛谈》第2册，台北：三民书局1975年，第372页。

近代以来，我们传统的学统断裂，而我们引进西方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概念、范畴、模式又产生了许多问题，至今学统没有接续起来，所以提出重建问题。研究国学，首先就要研究影响国学发展的基本学派及其代表著作，这正是新经学的研究范畴。[⑨]这个界定比较明确，但对其中谈到以西方学术为参照来研究国学则引发了学术界的异议，如楼宇烈在《中国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应当承认，借用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来比照中国文化的某些观念，以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梳理中国文化中原来比较模糊的概念和理论，在一些领域与一定范围内确实促进和提高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水平，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以及分析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维特点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汉书·艺文志》又认为儒家者流，……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尽管张之洞在经学、文学科的设置上存在着不少值得批评的谬误，但八科分学方案，初步奠立了中国近代学术分科的基础，大致划定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研究范围。西晋荀勖xù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六艺有大六艺，小六艺。

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但作为时代理性思维象征的子学，独落后于斯。

[53]熊十力：《读经示要》卷一，《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9页。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思想的多元化和本能的否定,使得新经学迟迟没有得以构建,不论是其理论框架还是其内容涵义,都还接近于空白,至少可以说是零星的。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简称‘国学[②]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低落，国学一词在30年代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国故学则消声匿迹。

他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等八科43门，并具体规定了各分科大学所包括的学科门类，其最大特点是将经学列为群学之首，单独开设了经学科，并在经学科设置了11门，强化了经学的研究门类。贾公彦疏：察其道艺者，谓万民之中有六艺者并拟宾之。(三)新子学 方勇教授《新子学构想》一文2012年10月22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学术文化界广泛关注。古之传说，而今可遮拨，则非常道，经之道不如是也。

清代学者们在总结前人学术发展及其思想的基础上明确而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这样的研究其实已经很多了，但……没有抓住其文化精神、精蕴、精义，做的是单纯术层面的工作，而没有与道联系起来，不是在道统摄下的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

[34] 今天的学科体系是按照现代西方学科分类系统划分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全盘西化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体系中的反映，对中国古代有机整体的学术思想分类体系进行了全面肢解，根本没有考虑到经过两千多年形成的四部之学有一系列内在依据的根本合理性，实际上从学术根本上解构了中国文化，其影响是深远的，后果是严重的。新子学可否宣称是国学新主体，必须慎之又慎，广泛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者的意见。

何以故？以儒学思想为中夏累世圣明无间传来，非偶然发生故。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因此，孔子是儒家道统谱系中的承前启后的中心人物，他观殷夏所损益，追迹三代之礼，删定《六艺》，仁体礼用，仁智双彰，尽人道之极致，立人伦之型范[58]。是故儒学渊源，本远自历代圣明。[①]罗检秋：《也说国学》 ，《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此九家者，各引一端，高尚其事，其家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典范一旦形成，就主要在典范里面谈问题。……其研究角度是回避经问题本身而迂回从侧面出发，其研究心态是抱着中国传统文化不如西方近代文明的态度，其研究目的就是要打倒经，其研究结果基本上达到了瓦解中国文明的意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摧残了近代以来国人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度，而至于其所要构建的价值取向则正被当下学界所反省。

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我认为，传统经学以儒家六艺、六经为中国文化代表性的经典，是有其历史渊源和合理性的。

《周易》似乎应归于哲学类或杂类，《春秋》应归于历史学类，等等。余英时先生说：儒家教义的实践性格及其对人生的全面涵盖使它很自然地形成中国大传统中的主流。

[37]郭齐勇：《新试谈国学学科的设置》，《光明日报》2010年8月25日。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学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级学科，以国学基础（小学）、国学方法、经学研究、诸子学研究、史学研究、集部研究、国学与宗教、国学与少数民族文化、国学与社会习俗、国学与出土文物、国学与海外汉学等作为二级学科。早期儒家学者学孔孟荀都重视经典，但他们对经典抱有一种开放、自由、灵活的态度，立足现实，创造出社会人生之学，也就是子学，构成了早期经学发展的系统，早期经学的发展靠的是生命哲学，是对人性的认识，是一种价值论和伦理学，我认为这是经学的实质内涵。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

泛义的国学，如台湾学者龚鹏程近来撰文指出：国学，在晚清，具体内涵其实是指经学，因此绝没有一个弄诗词戏剧的人会被称为国学大师。明清以后，作为经学研究的四种分科——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济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名称，逐渐为学者通用。

(二)新经学 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一浮就提出了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新经学（现代新儒学）思想，其具体内涵：一曰六艺统诸子，二曰六艺统四部（指经、史、子、集），三曰六艺统西学。所以，可以说诸子起于孔子死后，即以孔子为各家的开山祖。

[39] 当代学人对新国学的内在结构的探讨多从国学学科定位角度出发，一般认为新国学应该是一个学科整体，其分科办法既要遵从国学传统，强调国学的独特性，也要与时俱进，与民国时期以西方的分科法为基础进行划分不同。[2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61]《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39]《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2。[49]也有学者提出五经七典来重构儒学核心经典系统。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

而且，不仅仅是学统的重建，更进一步还要在学统的基础上重建道统。与新儒家不同的是，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缺乏构建独立的道统-政统体系的能力。

与此相应，儒学在中国文化中起着主体性的地位。而认为早期儒学其实是一个更为丰富、开放、包容性的精神传统，可以代表这一传统的应是《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四部书，可称为新四书。

当新子学汲汲于新儒学争夺当代中国文明价值的现代诠释话语权时，经常忘记了如果没有儒家作为其比较和参照的对应物，那么自身就很难开出独立的特属于新子学的政治哲学话语和传统。[⑥]欧东衢等：《关于大国学思想的理论与现实解读》，2009年08月12日 17:16:23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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